商纣王这个名字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充满了负面色彩。一提到商纣，脑海中总是先浮现出那个暴虐荒淫、酗酒残杀的形象。商纣王，原名子受，是中国商朝最后一位君主，在位期间商朝达到鼎盛，被后人称为商纣王。“纣”一词本是周人对商朝君主的蔑视性称呼，意为“残忍”。周武王灭商后，将子受改称“纣王”，旨在彻底抹黑他的名声，这一称号本质上是对商朝统治者的一种侮辱和诋毁。
一、真实商纣，雄才大略
子受生而聪慧，5岁能诵《排律》，姿容丰健，善于言谈，早年便以雄才大略闻名四方。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子受“能撑猛兽，膂力过人”。他驰骋疆场，大破东夷，将商朝国土推进到达鲁、皖、浙三省，是第一位将中原文明传播到江浙一带的君主。
子受深谙农时和天文，注重发展农业生产，使商朝社会经济蒸蒸日上。他减少冗役，关心百姓疾苦，显示出优秀的治国能力。子受勤政爱民，商朝在他统治下可谓强盛一时。正如毛泽东所言：“纣王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子受拓展版图的功绩，是任何朝代君主都难以媲美的。他率军东征，降服东夷部落，将商朝疆域扩大到河南和长江流域，巩固了商朝在中原的统治地位。
通过开拓东南，子受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使华夏文明得以向东方辐射。这一举措，也为日后秦汉时期九州统一奠定了基础。子受用兵如神，政治远见卓越，这些都证明他是一位英明神武的帝王，而非传统历史书籍所描绘的昏庸暴君。
二、商纣改革，操之过急
在内政上，子受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废除世袭制，任用平民官员，削弱贵族特权，引起贵族势力的不满。子受不重视商朝传统信仰，被认为“不敬神”。他破除旧有权力结构，行动过于激进和匆忙，最终导致改革举措适得其反，自取灭亡。
子受的改革措施，励志可嘉，目标明确。他试图打破商朝腐朽僵化的社会结构，推行功绩任用，提拔平民精英进入决策层。这在当时封建礼教森严的背景下，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子受的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商朝王公贵族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
作为改革者，子受显然过于自信和激进，他没有充分评估贵族阶层的反弹力量，也没有细致筹划改革节奏。结果导致改革举措走向了反面，激化了商朝上下各阶层的矛盾。这为日后周武王灭商，埋下了隐患。然而，我们在评判子受的失误时，也应当考量到当时封建社会的种种限制，这给任何变革者带来了巨大挑战。子受的改革精神和理想，仍值得我们学习。
三、周武王伺机灭商
子受在东征战事中大捷，获得了巨量俘虏。但他没有很好地消化战果，让这些俘虏成为了隐患。周武王趁商朝军力空虚之机，发动突袭，俘虏的东夷人也纷纷倒戈，助周武王灭了商朝。
毛泽东指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由此可见，周武王取胜的关键在于抓住了时机。
子受在东征大捷后，沉溺于胜利喜悦，并未深思这场胜利的负面影响。大量东夷俘虏对商朝的生产力造成了冲击，同时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周武王眼光独到，抓住子受东征后国力空虚的机会，以“天命”为名义发兵，还利用俘虏的手段，达成了推翻商朝的目的。
然而，我们在批评子受东征后大意时，也应考量这场战争的历史影响。子受虽在善后上有失，但他毕竟为中原文明向东疆域的传播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仅凭一次战争的失误便否定他全部功绩，未免过于武断。
四、类纣之君，历史罪人？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子受并非唯一一个目睹自己的朝代覆灭的皇帝。秦朝开国之主秦始皇帝和隋朝的隋炀帝，都有着与子受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出生在旧王朝末期，有远大抱负，试图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最终改革走得太快太急，产生了反效果，自己的皇朝也在他们有生之年覆灭。
秦始皇帝统一六国之后，进行了“焚书坑儒”，推行方针多有过激。隋炀帝打通大运河，修建大型宫殿，过于浪费国力。子受、秦始皇和隋炀帝都意图改弦易辙，最终却因改革过急，引发民变，导致自己执政的朝代覆灭。
作为改革者，他们都展现出了过人的抱负与胆识。然而，这些雄心勃勃的君主似乎都忽视了变革必须循序渐进的道理，最终走上了自取灭亡的不归路。他们犯下的错误值得后世汲取教训。然而，仅以朝代覆灭论断一位君主的功过，似乎也存在片面性。我们不应忽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建树。
五、还原真相，重新审视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地给历史人物戴上“暴君”的帽子。推翻他们的继任者，为了自己的正当性，往往会用各种方式丑化前朝君主。我们必须摘下有色眼镜，立体和全面地审视历史。
子受作为商朝最后一位君主，功过自有公论。但他的功绩也正应得到肯定。让我们还原历史真相，给这位功败垂成的帝王一个公正的评价。
子受的一生，是中国古代改革者的一面镜子。我们既应认识到他在政治、军事上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进取精神，也应深思他改革过程中犯下的失误教训。一如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子受功过并存，值得我们站在历史高度，进行多角度、开放式的评判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