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是野蛮的偏执狂。杨佳12岁时父母离异，跟着母亲，日常生活中就成了专门“讨说法”的斗士。我看到过一段对杨佳北京邻居的采访电视录象，这对母子在街坊里素有威名(所以《南方周末》才会聪明地绕道去采访他的小学同学)。为了些许邻里纠纷，杨佳曾反复站到邻居门口破口大骂，也曾一脚踹歪了邻居的防盗门，还曾搞来垃圾堆在邻居门口。如此恶邻凶煞，任谁赶上了都头大如斗(后来在获悉杨佳杀人的“壮举”后，邻居民不由个个后背发凉，有了两世为人的感觉)，这也与他姨妈说的好儿郎相差甚远。
在被闸北警察抓过以后，杨佳忽然福至心灵地开了窍，要他们赔钱!在派出所里的时候，为了安抚杨佳，警察把自己的手机借给杨佳，让他和北京的母亲通了话(这个好心估计起了反作用)。后来为了息事宁人，警察去了北京，同意以补偿长途电话费的名义给他1500元，这就是南方报纸上现在说的警察赔钱数目的真正出处，但杨母却坚决要1万5千元(在山西一颗牙还值3万呐!)，这又是南方报纸最早说的警察赔钱的数目，还坚决要求开除当事警察。警察认为自己无过错，对方要求太过分，就此谈崩了。
警察回去后便再没了消息，杨佳的愤怒在等待中一天天滋长。以他的逻辑，怎么也不能理解大上海的警察居然敢不给他比山西还少的钱。这确是他有生以来遭遇的最大一次挫折，在愤怒中又加上了一点屈辱感。他不仅恨警察，连带也恨上了ZF，终于到了难以自控的地步。孤独者的想象是丰富的，狂怒中的杨佳甚至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勇者斗恶龙”的大侠，决定干一件大事。
2008年6月26日，杨佳来到上海，开始了精心的准备;7月1日，选定了这个特殊的日子，杨佳没去当事的派出所，而走进了闸北公安分局，向着那些辛苦站了几十年街才回到二线机关的、毫无防备的老警察们举起了邪恶的刀。六条无辜的生命消失了，六个安宁的普通家庭破碎了，难以置信的妻子和儿女们猝然跌入了痛苦的黑渊，终身也爬不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