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夏朝存在时间的最早记载是古本《竹书纪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此后，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一系列夏文化的考古发现，采信了这一记载，将夏朝的年代框架拟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
但就连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也不得不承认，存在471年的夏朝，在考古发现上其实被分割成了两截。后半截，也就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这里发现了宫殿建筑群和大量青铜器物，处处呈现着王都气象，因而被判定为夏朝中晚期都邑所在。
而前半截的夏王朝，在考古学上并没有所谓的“王朝气象”，作为二里头文化前身的新寨遗址、王城岗遗址在整个龙山文化时代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似乎只是万国林立下的普通聚落。
所以，二里头遗址就成了研究夏朝以及夏文化的重点。
这其中，王陵和贵族墓葬的考古发现，又成为重中之重。因为随着等级制度的产生，王族和贵族生前死后往往会产生大量的历史遗存，随葬有大量的随葬品，这对于至今没有文字出土的二里头而言，可以用于判定绝对年代，窥见当时的社会制度结构等，研究价值要高灰坑和普通平民墓葬。
如果能从王族陵寝中找到与文献记载相佐证的文字或实物证据，那么无疑会产生甲骨文自证商朝存在那样的颠覆性效应，彻底推翻西方对夏朝的质疑之声。
那么二里头的大墓考古情况如何呢？
根据二里头考古统计，40余年来，已发掘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总数为400座，但墓圹面积超过2平米的贵族墓葬只发现9座。
至于比贵族墓葬还要等级高的王级墓葬，截至目前还没有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时考古队在二里头二号宫殿基址北侧发现一处长5.3米，宽4.35米的大坑遗存，没有发现人骨和陪葬物，当时的考古队认为该处遗存规模与殷墟妇好墓相当，推测是被盗掘后的夏朝王墓，故而称之为“1号大墓”。
但到了2002年，考古队对“1号大墓”进行二次发掘后，最终弄清楚了所谓的大墓其实是一处是带有夯土井坑的水井，实际深度达到了9米，“乌龙”了。
就在2002年当年，3号基址中院和南院接连发现了5座墓葬，出土了鼎、盆、爵等典型二里头文化器物，其中3号墓出土了震惊考古界的绿松石龙形器，墓主颈部有海贝串饰，数量超过90枚，腰间还挂有铜铃（唯一的一件青铜器）。
3号墓也是迄今为止二里头发现的最高等级的墓葬。那么这个墓有没有可能是某一位夏王的墓葬呢？（夏朝君主称“后”，为了便于理解，本文统一称夏王）
在传统印象中，能用龙做陪葬品的，似乎只有帝王才有资格，但其实这并不适用于夏商时期，“龙”和“自称朕”至少在秦汉以后才成为王权的独有象征。
而3号墓的墓制特点，并不符合夏王的身份。
首先，3号墓与其它贵族墓葬在同一墓葬群，从位置和墓圹规模上看墓主地位并没有高出其它未出土龙形器的墓葬。
其次，从陪葬装饰来看，3号墓和郑州商城97：ZSC8ⅡT166M6墓主颈部均有相似的由海贝串成的项饰，而后者身份已被甲骨文证实是殷商王朝负责宗庙礼仪的大巫师。
第三，《诗经》中曾有一段描述周王在宗庙祭祀时的场景，神职人员“龙旂阳阳，和铃央央”的用具和3号墓出土物十分契合，绿松石龙形器有乘龙驾云、沟通天地的寓意。
所以，考古工作者根据埋葬位置和明显带有宗教意味的随葬器物，最终判定3号墓墓主是宗庙区负责宗教神权事务的贵族或王室成员，而非某位夏王。
既然目前已知的最高等级的3号墓葬也被排除了夏王的可能，那么真正的夏王又在哪呢？
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20年，如果我们坚信夏朝存在了471年，那么二里头作为都邑占据了一半时间，也就是至少会有8-9位君主在此立都；如果我们把二里头文化作为整个夏朝来看，那么则会有17位君主在此“龙御天下”。
在讲究“居葬合一”习俗的夏王朝，既然贵族墓葬多数都在宫殿区、宗庙区附近被找到，那作为更高等级墓葬的王族墓地，为何不见踪影呢，这些夏王都去哪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夏朝还也没有形成森严的墓葬等级制度，历代夏王死后没有葬入王族独享的王陵区，以至于所谓的夏王墓与其它贵族墓混在一起，无法准确识别呢？
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把夏朝的情况，和先夏以及商周时期做一个纵向对比。
1.先夏时期。中国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有王陵的呢？应该说，只有出现了国家并产生了国王以后，才有可能出现王陵。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最早产生国家政权的浙江良渚遗址，就率先出现了明显区别于一般贵族的墓葬群。
在良渚遗址西北的反山，考古发现了人工筑成的坟山，共发现大墓11座，这些墓葬的特点是普遍出土了神人兽面纹的玉琮（代表宗教领导权）和玉钺（代表军权）等稀世珍宝，不仅有漆棺和木椁，而且随葬品往往多达数百件。这些掌握着经济和行政特权，能够调动大批人力修筑坟山的墓主，身份毫无疑问是良渚的掌控者—国王。
同样的情况在距今4300年的山西陶寺遗址也有发现。陶寺遗址共发现墓葬1000座，虽然没有构筑像良渚一样的君主专享的王陵区，但总面积3万平方米的墓地，却有着十分明显的阶级划分：89%为小墓，10%为中型墓，只有1%为大墓，这些大墓墓主衣着华丽，身上所盖麻布被反复折叠达10 层，并随葬有龙纹彩绘盘。这种差异，对应的正是君主、贵族和普通平民三个等级。
2.商周时期。相比先夏，商周两个王朝的的丧葬礼仪已经很成熟，王陵更容易识别。比如：殷墟西北岗东西长450米，南北宽250米的这块区域就是历代商王独享的王陵区，墓道均为四条，按昭穆顺序从东至西一南一北交替排列。周王朝的王墓同样有着独享王陵区、亚字形墓道、“天子驾六”车马坑等易识别特征。
所以，商周对王墓的考古难点并不在于找不到王陵，而是因为王陵屡遭盗掘，无法准确判定所发现的陵寝究竟是哪一位君主的。
夏朝作为上承良渚、陶寺早期国家政权，下启商、周统御万邦国上之国的中国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君主不享有最高等级的墓葬礼制，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二里头已经明确被判定为夏朝中晚期都邑了，那么作为夏朝最高统治者的夏王们，去哪了呢？
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或许能成为解开这一谜团的突破口。
说起三星堆，很多人第一印象是惊世骇俗的青铜器，也有人把它归总到“古蜀文明”的序列。但其实，三星堆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夏朝的活化石。
从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并非土生土长的古蜀文明，而是典型的“外来户”。按照地层关系，三星堆所在的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可划分为：宝墩文化（时间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至夏朝），三星堆文化（时间约相当于商初至周初），十二桥文化（时间约相当于西周至春秋）。
其中：宝墩文化在当地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属于典型的蜀地土著文化。但继宝墩文化之后的三星堆文化，却同前者没有继承关系。
从日常陶器（代表下层平民）来看，三星堆文化陶器主要有①高柄豆、②盉、③鬶、④鸟头柄勺、⑤壶、⑥觚、⑦鬲形器等，其中①高柄豆、②盉、③鬶、⑥觚、⑦鬲形器都是二里头文化的常见器物，而非成都本土的宝墩文化。
从青铜器和玉器（代表上层贵族）来看，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器划分为明显的两大类，一类是让人咋舌的人像、纵目面具和神树等，另一类则是铜牌饰、铜铃和铜尊、罍，在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国内诸多遗址中，只有二里头都邑的贵族墓葬出土有铜牌饰、铜铃。
而三星堆出土的玉器主要是璋、戈、琮、璧、瑗、环，与二里头出土玉器器类相同，特别是玉璋，是夏文化的典型器物。
三星堆遗址的这种文化面貌表明，上至统治阶层，下至普通平民，都带有浓郁的夏文化标签，这种意识形态领域近乎全盘“夏化”的情况，绝非是文化交流的结果，而是族群主导所造成的。
换言之，三星堆文化是夏遗民进入成都平原后与蜀地诸多土著文化碰撞融合形成的全新文化，并且这批夏遗民中有为数不少的原夏朝上层集团。
既然三星堆遗址中出现大量的夏文化礼仪及宗教等精神层面用器，那么我们从三星堆人的祭祀和对生死解读的方式，自然也能窥见夏王陵寝的情况。
自1986年以来，三星堆遗址累计发现8个祭祀坑，但祭祀坑周围并无王陵。不过，祭祀坑所呈现的面貌却耐人寻味。
首先，三星堆8个祭祀坑的出土文物基本为破碎残损状态，并发现有焚烧痕迹。但这种人为毁坏和焚烧并非是后世“毁墓”者所为，而是三星堆人在埋葬之时就有意为之。联想到二里头遗址M1、M3、M4、M5号墓葬存在类似情况，很显然，这说明夏人葬俗中的确存在“碎物葬”或“毁器习俗”。
其次，3号和4号坑在象牙堆积和填土堆积之间均明显发现有一层灰烬。2022年新清理出的8号坑，先是埋藏众多大小不一、质地各异的铜器，其上埋藏大量象牙，再之后于南、北两侧填充夹杂红烧土块的黄褐色粉沙土，之后铺满整坑灰烬，再之上填充夹杂大块红烧土和“石磬”碎块的黄褐色粉沙土，最后填土掩埋。
金铜玉器显然无法烧成灰烬，那么在象牙和填土之间的灰烬究竟是祭祀时直接填入的，还是焚烧某物后所产生的遗留物呢？三星堆人又为什么要把大量财富统一砸毁焚烧并分层埋葬呢？
1998年，考古队在成都南郊十街坊遗址发掘了一批宝墩文化时期（蜀地土著文化）公共墓地，特征是皆为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人骨完整；但2004年，在广汉仁胜村发现的三星堆文化时期公共墓地，特征却是人骨零乱不全，仅存模糊的朽痕，人骨与墓底同时被夯砸的迹象十分明显。
换言之，在夏人进入成都平原后，古蜀人原本的正常人骨入殓变成了将尸体和墓底同时进行夯砸。
上文已述，三星堆文化上至统治阶层，下至普通平民，都带有浓郁的夏文化标签，既然下层平民墓葬存在这种看来不可思议的“自毁”习俗，那么三星堆祭祀坑代表的上层集团所呈现的“毁、烧”现象，也就容易理解了。
三星堆的历代最高统治者死后，可能正是采取了这种丧葬处理方式，在某处集中王陵区被焚烧砸毁了，故而后世无法找到王陵。又或者，原本我们所认为的祭祀坑其实就是王陵，在象牙和填土之间的灰烬不排除是人骨焚烧后的产物，三星堆人祭祀的正是死去的先王。
如果上述推测最终得到验证的话，那么夏朝没有王陵的原因，似乎也就很清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