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姬昌继位之时,已经成为“西伯”——西土诸侯之长,即“公季(季历)卒,子昌立,是为西伯”,后来崇侯虎谗言时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

由此推算,姬周获得“西伯”之称,必然是在季历之时,但问题是,史书记载季历仅被文丁封为“牧师”,不久后就被文丁囚杀。在商人眼里,姬周应该还是落后的游牧部族,故而封其为“牧师”。

既然如此,姬昌的“西伯”之称从何而来?商人与周人的甲骨文改写认知,“西伯”之称应为周人虚构。

商朝之伯:真正含义颠覆认知

史书记载,周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中,伯爵排在第三位。而在殷墟甲骨文上,的确存在一群称“伯”的势力。于是,近代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甲骨文中的“伯”是爵称。

但问题是:如果“伯”是爵称,那么商朝有些势力称“伯”可以理解,但为何也称敌对势力为“伯”或“某方伯”,同时“某方”下属的族群首领也称“某伯”?如此岂非乱套?

现代学者通过对甲骨文中称“伯”势力的全面梳理,发现称“伯”者是指商朝境内与境外的非殷商宗室的地方族群首领,而不是爵称。换言之,只要是非商宗室的部落首领,都可能被商人称之为伯。

更为重要的是,甲骨文中从未出现过“西伯”、“南伯”之类的职务。以西方诸侯之长的西伯等来看,必是商朝倚重之重臣,理当会在甲骨文上出现,但实际上没有出现过类似职务。当然,不排除晚商商王特意为姬周设置了“西伯”职位。

至于商王宗室的地方首领,则称之为“侯”。所谓“侯”,本义是哨所里的一支箭,因此具有侦查哨与担任卫戍任务的侯国两层含义。古人称侦察兵为“斥候”,渊源就在于此。

在关中地区,商朝有一个崇国,现代考古证实在老牛坡遗址,甲骨文上称其武丁时的首领为“崇侯虎”。按照传统解读,西伯为西部诸侯之长,岂非姬昌还能管崇国,而这显然不可能。

周原甲骨:道出姬昌真正官职

正常来说,沟通先王、天帝等,与他们订立甲骨文契约,获得他们的旨意等,属于商王特有的权力,绝对不容他人染指。如果其他人也能沟通商先王,商王地位必然就会受到威胁。

但在周原遗址,考古却发现了一批甲骨文卜辞,背后反映出姬昌可能也想沟通天帝等人,当时已经心存反商思想了。或许,姬昌担心被人发现,故而其中很多卜辞都是“微雕”,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

更为重要的是,在周原多片甲骨文上,都记载了纣王对姬昌的册封情况(囗字属于空缺字),其中一条相对完整的卜辞为“贞:王其拜佑大甲,册周方伯?口惟足,丕于受有佑。”其他还有一些卜辞上也有与“册周方伯”有关的问卜。

显然,这是姬昌模仿纣王占卜,想要从中找到与历代商王、天帝等沟通的办法。纣王计划册封姬昌为“周方伯”,将姬周册封为正式的方国,如此重大事件,自然需要卜问,然后举行相关祭祀仪式,姬昌亲眼目睹之后,回国重现当日卜问,希望找到与鬼神沟通之法。

总之,纣王册封姬昌的称号,不叫“西伯”,而是“周方伯”,即承认姬周是商朝正式的一个西方小邦,仅此而已。另外,纣王册封姬昌,必然是在姬昌去殷都之后,崇侯虎告密之后,因此史记等从一开始就称呼姬昌为“西伯”,只能说错上加错。

问题在于,既然纣王仅册封姬昌为“周方伯”,为何史书上却变成了“西伯”?

原因有二:一方面可能是周人自我吹嘘,因为西土其他部族并不知道实情,周人这么说有助于树立周国在西土的权威,最终以讹传讹被记录了下来;一方面可能是后人记录这段历史时,以周代情况想象过去,同时还有一些吹嘘姬昌的成分。

言而总之,只能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言吧,周朝取代了商朝,“周方伯”自然也就可以吹成“周西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