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对西方书写的世界历史深信不疑，乃至有些人将之奉为圭臬，不容他人一丝质疑，一旦质疑就被扣上“民粹”、“自嗨”、“义和团”等帽子。
但问题是：西方学者的历史判断，真不容质疑吗？鲜为人知的是，西方学者笔下的中国，就曾出过两个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背后原因耐人寻味。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错误都有一个共同点，而这个问题一旦错了，就会彻底改写历史。
中华文明西来？
1921年，在河南三门峡渑池县仰韶镇，瑞典学者安特生（下图）发现“仰韶遗址”，该遗址以“彩陶”为典型特征。
安特生认为，仰韶遗址彩陶的花纹样式，与1904年美国学者发现的、位于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彩陶非常相似，但仰韶遗址距今只有5000年，要晚于安诺文化。随后，他挖掘了甘肃齐家坪遗址，认为该遗址早于仰韶遗址，于是判断甘肃青海史前文化早于中原仰韶文化，齐家坪遗址是“西学东传”的中转站。
于是，1923年安特生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以河南与安诺之器物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由于仰韶文化是当时中国发现的最早遗存，因此“仰韶文化西来说”，就逐渐演变为“中华文明西来说”。
然而，“仰韶文化西来说”一出来，就有中国学者提出质疑，最终经过六十年的考古证实，中国彩陶呈现“由东往西”发展趋势，西部彩陶明显晚于东部，齐家坪遗址晚于仰韶遗址，因此不是“仰韶文化西来说”，而是中亚彩陶源自中国，这就推翻了安特生的判断！
但问题是：仰韶遗址与齐家坪遗址的断代，安特生都搞错了，为何连错两次？安特生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时，有没有思考过“安诺文化东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两次错误所带来的结论，非常打击民族自信心，尤其不利于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为何如此？
真相究竟是什么，如今已经无法追溯，但随着考古证据的不断出现，后来安特生说过这么一段话，就已经给出了答案：“当我们欧洲人在不知道和缺乏正确观点的优越感的偏见的影响下，谈到把一种什么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时，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的，而且也是丢脸的。”简而言之，西方学者一开始就不认为中国能原创出辉煌的文明，带有傲慢与偏见看待中国历史，所以才会草率的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
黍起源于西亚？
如果说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来说”，还可以碳十四之前的断代不准来勉强解释，但五谷之黍的起源错误判断，就真不可思议了。
1911年，在叙利亚与土耳其交界处，西方学者发现“哈拉夫遗址”，判断该遗址距今6000年以上。碳十四后给出的断代是距今7000—6300年，与当时估算基本相同，这一点挺难理解的，西方学者估算的挺准，但在中国就估算不准了。该遗址出土了一些黍粒，自然也就被认定为具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由此认为“西亚是黍的发源地”，中国黍是从西亚传播而来。在上个世纪，“黍起源于西亚”也是“中华文明西来说”的重要证据之一。
与此同时，在欧洲匈牙利的遗址中，考古也发现一些黍粒，西方学者判断距今已有5000多年。
十多年前，中国学者通过精准手段测年发现：所谓具有6000年历史的“西亚黍”，其实不早于4500年；所谓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欧洲黍”，其实不早于3500年，它们与中国的在遗传上具有一致性。最终，中国学者证实黍的确起源于中国。
简而言之，西方学者出现重大错误，而且是连续两次，两次都踏入同一条河流！
但问题是：如果西方学者没有对黍测年，何以认定“黍起源于西亚”，何以发表国际性论文，学术严谨性何在？如果西方有过测年，为何没有发现？言而总之，对西方学者来说，这是个无解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按照黍的测年断代，就必然导致遗址年代下调，那么这就会动摇西方构建的历史体系，但“好在”西方学者没有让这件事发生，他们提出了“晚期混入”概念，即由于特殊的原因，晚期黍粒跑到了早期遗址中，由此导致误判。难以合理解释的是，为何西亚黍、欧洲黍都同时出现“晚期混入”？或许，只能说这两处的黍粒比较调皮吧！
以上两个错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年代判断错误，带来的后果很严重，导致因果关系彻底倒置。因此，阅读西方史书时特别要注意年代考证，一旦年代判断错误，那么历史就可能被彻底的改写，上述两个例子就是明证。
除此之外，坚守“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原则，不要对西方学者盲目信任，因为既然存在黍的断代错误，就必然存在其他问题，只是如今我们还不知道罢了，浮在水面的冰山总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