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原本毋庸置疑的夏商，开始被西方否定真实性，其中殷墟考古证实了商朝，但夏朝一直没有考古铁证，于是至今都没有得到西方认可。

以考古证据为硬核证据，看起来很有道理，最能说明问题，于是不少中国人也加入了否定夏朝的大军，或者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至少“夏朝存疑”。

但笔者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否定夏朝的情况下，任何否定夏朝或疑夏都毫无道理，原因在于中国与西方面临的情况大不相同，根本不能套用同一套标准，不能因为考古没有发现铁证就否定夏朝。

中国信史丰富，西方缺乏信史

中西方历史研究的基础，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信史丰富，西方缺乏信史。其实，中国不仅信史丰富，野史更丰富，而野史中的确存在很多真实的历史，但需要辨析考证。

至少16世纪之前，西方还没有正儿八经的信史，过去的很多事情都无法了解，只能依赖考古去发现历史。因为缺乏信史，加之考古的局限性，所以如今我们看到的厚厚几大本的时间地点逻辑清晰的古希腊历史、罗马帝国衰亡史等，其中必然存在很多加工成分。

与西方大不相同，中国信史极为丰富，毋庸置疑的世界第一，因此考古不是我们了解过去的唯一手段，还可以通过《史记》、《左传》、《尚书》等去了解一些上古史。至少，尧舜禹之后的历史，信史可以让我们大体了解。

因此，中国与西方的历史研究基础，本来就不大相同，在此基础上的考古目的也会存在差别，西方侧重于发现历史，中国侧重于“证经补史”。当然，对于中国信史没有涉及到的上古史，或信史覆盖时间内没有涉及到的历史（比如三星堆文明）等，考古就很关键了。

信史中的夏朝，到底可不可信

所谓“信史”，就是按照严格的时间空间流行秩序，对历史中的人、事、言的“直言”记载，之所以称之为“信史”，在于其可信。不过，这种可信不是绝对可信，而是历史事件基本可信，一些细节地方未必可信，所以史记记载的某些细节被推翻属于正常现象。

《史记·夏本纪》不是司马迁编造的，而是他根据先秦史料整理而来的，其中部分原始史料可能已经失传，还部分史料司马迁没有采用，比如《墨子》里的“禹征三苗”等。问题在于，记录夏朝的《夏本纪》等可不可信呢？

笔者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张三家谱里记载了很多祖辈，其中高祖叫“张某”，曾祖叫“张某某”.......张三按照家谱记载，大致找到了曾祖以下的祖辈坟墓，但因为年代久远，过去简陋也没有立下刻有姓名的墓碑，导致如今无法确认高祖之坟了，那么张三能因此就去否认或质疑高祖的存在吗？

《史记》就犹如中华民族的一本族谱，其中记载的历史脉络，已被证明基本可信，最典型的是《殷本纪》记载的商朝世系，与甲骨文上的基本一致。甲骨文证实《殷本纪》可信，由此可见《夏本纪》也应该可信。更为重要的是，在没有确凿的文献或考古证据推翻夏朝之前，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信史记载的夏朝。当然，对一些细节问题质疑是另一回事了，比如夏朝自称是不是叫“夏”。

寻夏考古发现，不能否定夏朝

虽然考古没能发现夏朝“自证性”或“他证性”的铁证，但如今已经发现的考古证据，不仅不能推翻信史对夏朝的记载，反而更支持信史的记载，比如以下三件事：

首先是“禹征三苗”。洛阳涧西区的王湾遗址三期，距今4000年左右，靠近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遗址，在距今4000年时突然被毁，20座城池几乎同时被毁或被弃，随后石家河文化被王湾三期文化取代，包括祭祀、墓葬风格。结合史书对三苗、大禹的记载来看，王湾三期文化灭亡石家河文化应该就是“禹征三苗”。

其次是“夏启之居”。《穆天子传》记载夏启之居在黄台之丘，著名学者丁山指出夏启之居在今新郑市与新密市之间，“黄台之丘”即为黄台冈。本世纪初，在郑州新密发现“新砦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拥有内外三重城壕和宗庙性质的大型建筑，以及很多作坊区，出土文物规格很高、做工精美、数量众多，反映出新砦城的都邑性质。因此，新砦遗址应该就是“夏启之居”。

值得一提的是，新砦遗址稍晚一些，突然出现大量东夷文化元素，而史书记载夏启之子太康曾经失国，即“太康失国”或“后羿（东夷人）代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