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上海市文物管理局收到了一封信件,信中的内容让看到信件的专家们都吃了一惊:写信的人表示,她家中藏有两座西周宝鼎,愿意捐献给国家。

专家们起初还有几分怀疑,可是真正看到捐献者捐献的宝鼎之后,心中就只剩下激动了——这两座宝鼎都是早就盛名在外,分别是大孟鼎和大克鼎。

为了表彰捐献者,有关部门特意申请了2000元奖金同奖状一起发下,可是捐献人潘达于却只接受了奖状,委托他们将奖金用于抗美援朝战争。

并且这只是一个开始,此后,潘达于先后捐献了数百件珍贵文物。

很多人不理解她的“散财”行为,但是潘达于却表示:我相信共产党。

对她来说,保护文物的安全比钱财重要,这是她家中世代坚守的信念。

潘家媳,成潘家女

姑苏城有一潘氏望族,世代为官,家主潘祖荫是1852年间的探花郎,官至二品,成为当朝皇帝极为倚重的军机大臣。

可惜这家人丁稀落,但到潘祖荫60岁去世时,都是膝下空空,没有一儿半女,而他仅有的一个弟弟潘祖年,虽说生有两儿两女,但两个儿子小小年纪就夭折了。

为此,坊间就有流言传出,说他们家阴气太重,所以才导致子嗣不盛。怎会如此说法呢?

原来,这潘祖荫极其喜好收藏古物珍玩,尤其是那青铜器,那痴迷劲儿,令人咂舌。为了让他的这些宝贝有个专门摆放的地方,他在自家府邸,专门修建了两座小楼。

“滂喜斋”,专门放古籍书画,“攀古楼”的主人就是青铜器。这一楼一斋里的藏品,具体有多少呢。据后来的专家表示,潘家珍藏,只稍逊于故宫而已。不禁让人瞠目。

值得一提的是,潘大人收藏这些古物,并不是为了以后可以待价百估,而是一种对“才”和“文化”由衷地喜欢。

对物是如此,对人就更是如此了。

当年一代名臣左宗棠,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时,因得罪权贵,遭人诬陷,命悬一线时,素不相识的潘祖荫挺身而出,在皇帝面前力保左宗棠。

左宗棠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在担任陕甘总督之时,辗转从一个富商手中以重金购得一方西周大鼎,名为大孟鼎。

该鼎整体有1人多高,300多斤重,鼎的内壁还有该鼎的主人在周康王时期,受到的各种赏赐,以及那个时代的宗法礼俗等,多达291字的铭文,极具收藏价值。

左宗棠以700两白银,买下这方西周第一大鼎后,就被转赠给了潘祖荫,以报当年微时的救命之恩。

对青铜器极为痴迷的潘祖荫,对大盂鼎的威名,自然是有所耳闻,能得此宝,欣喜非常。为此,他还专门找人,以自己的小字“伯寅”,刻了一枚收藏印章。

后来,潘祖荫听说,陕西法门寺曾出土过西周第二大鼎——大克鼎。

心心念念之下,他运用各种关系,多方打听,最后在天津找到了这方大鼎的下落,以高价购之,与大盂鼎一起安置在“攀古楼”。

因为潘家位高权重,那些窥宝之人无从下手,正好子孙凋零是其一弱点。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渐渐地,就有了“阴物多,子嗣衰”的说法。

潘家兄弟也不是个迂腐之人,对这访间传言的由来心知肚明,也就不予理会。

直至潘祖荫过世,其弟潘祖年在处理了大哥的身后事后,就把“滂喜斋”和“攀古楼”的藏品,打包装船运回苏州老家安置。

为了打破传言延续香火,也为了给这些珍藏找一个可以持续守护的主人,潘祖年从宗室子弟 里又过继了一个孙子,起名为潘承镜。

这孩子好不容易长大成年,娶了一房媳妇,潘家人等着他开枝散叶时,却在婚后不久一病不起,不久就一命呜呼了,留下一个刚新婚三个月的妻子独守空闺。

这位姑娘也是出生于苏州本地的富贵之家,名叫丁素珍。好好的姑娘嫁过来就守寡,潘祖年觉得愧对人家,就把她当孙女儿养。并为她更名改姓,丁素珍从此就成了潘达于。

1926年,随着潘祖年的离世,年仅23岁的潘达于,带着一双过继过来的儿女,真正成为了潘家的掌家人。同时,那满满几屋子藏品的前途,也落在了她柔弱的肩头。

弱质女流,为宝挡灾

潘达于是位传统女性,在娘家除了学习女红,再就是能看一些女训、训戒之类的书籍之外,并不识得几个字。

但她知道,家里那几屋子的东西很珍贵,特别是那两尊大鼎,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于是,潘达于就坚守着祖父留下的遗训,“谨守护持,绝不示人”。

但有些人有些事,是防不住的。尽管家中锁门闭窗,古玩珍品还是频频被偷盗。但潘达于从未为此事报警。

一是本来虎视眈眈之人就很多,报警之后,怕会招来更大的豺狼。二是当时时世动荡,饿殍之事常有,如果丢失几件古玩,能换来对方一家活下去的机会,也功德一件。

除此之外,被“天下第一藏”的盛名吸引过来的文玩爱好者更是多如繁星。

其中就有一个美国的收藏家,在得知潘家藏有大盂鼎和大克鼎后,托人找到潘达于,说是愿意花600两黄金,再加一栋处于上海黄金地段的小洋房,只为能买下这两尊鼎,但她毅然拒绝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暴发后,日寇在我国的土地上大肆烧杀抢掠,就像蛮荒民族,初到富庶之地,看见什么都想要,主人不给就硬抢。

当时的苏州城已经岌岌可危,随时会来的轰炸,使潘家藏品危在旦夕。

潘达于左思右想之后,趁着苏州城还没彻底沦陷,让家中的长工木匠师傅,购买了一些木质结实的木料,回来打了一个足够大的木箱子。

然后趁着八月中秋刚过,晚上月亮如水,不用点灯执蜡,叫来自己信得过的家人,姐夫潘博山和他的八弟,再加木匠师傅,在二进堂屋的八仙桌底下,挖了一个近2米深,能够放得下大木箱子的巨大深坑。

潘达于负责在边上放风,街上一有可疑动静,立即让众人停下,静待了无声息之后,再继续行动。

深坑挖好后,几人合力将大木箱放进坑中,再分别把大盂鼎和大克鼎呈对角线之姿抬放进木箱。

为了防止在上面走动时,会发出空旷之音,潘达于用小件珍品,把边边角角都塞满,鼎内同样填得满满当当,再用破衣烂絮整体塞结实。

最后盖上木盖,铺平青砖后,又拿来浮土,用扫帚扫入青砖缝隙。

一切归置好后,把八仙桌、四方椅重新布置摆放好,乍一看上去,一点都看不出这地方刚刚动过土。至于那些挖出来的土,园子里多得就是花草树木,分散了撒上去,就当培土用了。

藏好两方宝鼎之后,几人一不做二不休,又把那些珍稀的书画古籍、卷轴之类的藏品,也分门别类装箱,藏在一间与走廊相通的“暗室”里。

这间“暗室”只有一扇隐蔽的小门进出,如果在门外堆放一些旧家具之类的杂物,以作遮掩的话,是根本看不出这里别有洞天的。

整整整理了30多箱,除了刻意放在门面上作吸睛之用的,其他的能藏的都被藏了起来。两夜时间,无人知道潘家宅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苏州沧陷后,日寇果然被潘家的盛名吸引而来。桌上的花瓶、博古架上的摆设,书房里的装饰,通通被收刮一空。最频繁的时候,一天里,竟然先后有7批日军到潘家来“寻宝”。

即使如此,深藏于“暗室”及深埋地下的宝藏,一直未有人发现。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时间也如梭而过。

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某天夜里,潘家大宅里突然传来“轰隆”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塌掉了。好在动静不是很大,兵荒马乱的,也没引起什么人的注意。

潘达于惊了一跳,赶紧跑出来查看。原来,地底潮湿,经过7年的时间,虫蛀鼠咬的,当年埋鼎的木箱子承受不了上面的重量,整下塌陷下去了。

可当时的苏州城还在日寇的掌控之下,再要去买木料重新打箱子是不可能的。

没办法,潘达于叫来当初埋鼎的4个人,把鼎起出来,抬到一处荒废已久的屋子,藏在不见光的角落里,仍旧在里堆满破衣烂絮,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被人遗忘在角落里的垃圾桶。

然后她将这间屋子伪装成杂物间,堆满家具,并且把屋门落锁。

从此,这个屋子就成了潘家的“禁地”,无人来往,更无人出入。就这样,时间又静悄悄地过去了7年。

国宝重现,惠及后人

1949年全国解放后,潘达于的女儿潘家华在上海的一所学校做老师,46岁的潘达于也跟着女儿在上海生活。

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人们脸上由衷的笑容,那种为了新生活,干劲十足的精神头,让潘达于意识到,新社会不同于她以往生活的任何一个时期。

现在的国家,是属于人民的国家,共产党,也是属于人民的党,是值得信任和依赖的。当时正好传出上海要成立博物馆的事儿,潘达于感到是时候卸掉肩上的担子了。

后来有人采访潘达于的女儿潘家华,潘家华说她母亲年轻时候虽然是个半文盲,但这么多年执掌潘家,她自己自学了很多东西,断文识字就是其中之一。

那封写给上海文物管委会的信,就是母亲潘达于亲笔所书。

 

当时管委会的人收到信,听说有人要捐赠大盂鼎和大克鼎,还将信将疑,觉得会不会是有人恶作剧。

直到包括陈梦家在内的一众文学家、考古专家,站在苏州潘家老宅的院子里时,才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真实感。

随着“咔嚓”一声,尘封多年的屋子被打开,掩人耳目的旧家具,被一件件搬开,盖在上面的破衣烂絮被掀开,微尘轻扬之间,两尊相对而放的宝鼎重现眼前时,潘达于一下子就哭了,多少个胆颤心惊的日日夜夜啊,总算结束了。

有关机构还特意给潘达于先生颁发了一份奖状,是对潘达于献宝,和潘家无偿护宝的义举,及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表示称赞表扬。也意在鼓励民间多多效仿。

此外,政府还给潘达于先生奖励了2000元现金,这在解放初期,可是一笔巨款。

潘家祖上虽说也是钟鸣鼎食,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动荡,早已末落,在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这2000元对于当时的潘家来说,无疑是天降甘霖。

但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潘达于直接把这笔钱捐给了国家,说是给国家买飞机,打鬼子,她只要有那份奖状就可以了,对得起她这几十年的日夜守护。

这么多年,潘达于一个妇道人家,守着这么多人人垂涎的宝贝,哪怕家里的生活再难,也从没动过它们的念头。

大盂鼎、大克鼎被捐赠后,她又陆续捐出了许多家中珍藏,其中包括弘仁法师的《山水卷》、白石翁老先生的《西湖名胜图册》等等价值连城的珍品,共计400多件。

这种高风亮节,实为人所倾佩。

2004年潘达于老先生百岁寿诞的时候,上海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和文物局联合为她举办了一场庆生会,让自1959年就被送往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大盂鼎,再次回到了上海博物馆,与大盂鼎一起为老人贺寿。

百岁老人在女儿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围着并列在她眼前的两尊宝鼎,流出了欣慰的泪水,哽咽着对女儿说:

“我为它们找到一个好人家啦!”

曾经也有记者采访过潘达于,问她为什么会把这多家藏珍品捐出来。

老人的目光深邃而遥远,她向记者表示,她祖父当年不惧权贵,护下二鼎,自己也不曾屈于国民党政要的威严,将二鼎拱手让出,又千难万险地躲过日寇的抢掠。

她现在之所以愿意把这二尊西周宝鼎捐出来,完全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国家,在共产党人的手里有了希望。她相信国家,相信共产党,能给它们安一个更好的家。

现在,潘达于老先生已于2006年逝世,享年102岁,而她的名字将永远与大盂鼎、大克鼎并列在一起,向世人无声地诉着说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