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记载:“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阳阴之所合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所谓“地中”,就是地之中央,当“国家”出现后,“地中”与“国家”相结合,于是就形成了“中国”概念。

周礼又载:“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也就是说,夏至之日正午,日影长度为一尺五寸,此地就是古人眼里的地中。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之地,是在同一纬度之上。

以目前史料来看,从周代至宋代,地中文化一直影响中国,比如周秦汉唐宋的都城,基本都在同一纬度左右。元代之后,因为统治者的特殊性,因而定都北京,但元代在登封设立观象台测影,其实还是存在地中文化。

但问题是:周髀算经却与周礼记载不同,它是以“一尺六寸”为地中标准,那么为何周髀算经以一尺六寸为标准,长期影响中国的地中文化,到底有何起源?现代考古取得重大发现,如此也就难怪周髀算经以一尺六寸为地中标准。

跨越2200余年的谜团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位于北纬35°44′50″(此纬度很重要,下文会提及),距今6500余年,出土了一幅青龙白虎北斗图(见下图)。其中,北斗斗柄是由两根胫骨组成,而周髀算经中的“髀”就是腿骨,勾股定理中的“股”就是腿骨(也是立表测影之“表”)。

因此,学者冯时综合考证认为:西水坡先民已经掌握立表测影技术。换言之,“地中”是由立表测影测出来的,既然西水坡先民已经掌握立表测影,那么他们有没有形成“地中”概念?接下来的考古发现极为神奇。

山西临汾襄汾陶寺遗址,位于北纬35度52分(与西水坡的基本在同一纬度),距今4300余年,被誉为“最初的中国”。该遗址出土文物众多,可谓震惊世界,其中一件与立表测影有关(见下图)。

更为重要的是,这件木胎漆绘圭尺残长171.8厘米,复原长度187.5厘米,上面标有刻度,对应不同的节气,其中第十一刻度非常特别,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学者何驽研究发现,第十一刻度对应的是夏至日影“一尺六寸”。

在周礼的“一尺五寸”为地中标准之前,周髀算经中还有一个地中标准,即:“周髀长八尺, 夏至之日日晷一尺六寸。”与周礼记载的不同,周髀算经认为日影一尺六寸之地为地中。可见,陶寺先民已有明确的地中文化,且印证了周髀算经的记载。

以此标准来看,陶寺遗址日影是一尺六寸,西水坡与之基本处于同一纬度,日影也是一尺六寸。

问题在于:西水坡与陶寺遗址都掌握了立表测影,两者纬度基本一致,夏至日影都是一尺六寸,但两者相隔2200余年,那么两者在地中文化上有无传承关系?如果没有的话,为何陶寺先民偏偏选在与西水坡同一纬度(日影一尺六寸)之地建城?但如果有的话,这种地中文化又是如何传承下来的?总之,这是一个至今未能破解的谜团。

尺六如何转移到尺五

周礼记载的地中标准为“一尺五寸”,但周髀算经记载的此前标准为“一尺六寸”,那么地中标准如何从“一尺六寸”转移到“一尺五寸”?

清华简保训记载:上甲微(商代先君,大约与夏代第十位君主夏泄同时)认为尧舜测的地中不正确,于是“追中测影”,最终以嵩山为地中(位于北纬34°23′31″—34°35′53″)。从上甲微到宋代,中国历代政治中心基本都在“一尺五寸”之地。

夏都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偃师,距离嵩山非常近,日影基本也是“一尺五寸”。周武王伐纣后,担心镐京偏西而不能控制东方庞大的殷土,为此夜不能寐。后来,周武王选择洛阳为都(成周)时说此地“毋远天室”、且是“有夏之居”,这也是二里头是夏都的证据之一。

商汤建立商代后,先是建都于郑州商城,后来九世之乱中迁都郑州小双桥遗址。因此,商代前期都城位于地中,后期没有遵循一尺五寸的地中,但安阳临近濮阳,位于北纬36°22’,日影偏向于一尺六寸。

武王建立周代后,周代都城基本要么在镐京(西安)、要么在洛邑,而西安位于北纬33.42度~34.45度,与嵩山大致处于同一纬度,日影基本也是一尺五寸。西周时期,都城虽然不在嵩山一带,但周公在登封设立测影观景台。

周代之后,秦朝都城在西安边上的咸阳,汉晋唐都城与周代差不多,要么在西安、要么在洛阳(东晋都城在南京),宋代都城在开封,在郑州东边,两者相距不远。

可见,在夏朝时期,中国地中转移到了日影一尺五寸的嵩山,此后三千年中,中国历代政权基本上都是在嵩山附近立都,或在同纬度的西安立都。

总之,陶寺遗址已有明确的地中文化,故而被称为“最初的中国”,陶寺之后地中文化长期影响着中国,但在陶寺之前,以西水坡遗址来看,当时中国极有可能已有地中文化,或者说已有地中文化的雏形,只是传承情况还是个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