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从镐京（位于西安一带）出发，率领4.5万甲士讨伐商朝，首先来到的是洛阳孟津古渡口，在此与诸侯联军汇合，作《太誓》激励诸侯，随后大军一路向东、畅通无阻的到达朝歌牧野（距朝歌约70里），最终牧野之战中一战定乾坤。
根据史书记载，在周武王行军途中，没有受到任何阻碍，随后大军就出现在了牧野，在中国王朝更迭史上，周朝代商的军事过程是一个奇迹。但从西安到鹤壁（朝歌位于这一带）大约1200多里，纣王有一定时间组织兵马，以在中途阻击延缓周人，因此周武王一路畅通无阻显然有悖常理。
那么，在周武王伐纣时，商朝西部诸侯、自身兵马为何没有层层阻击，而让周人联军一路畅通无阻，背后原因何在？|
首先，周人多有僭越之举，商人为何从未军事打击？
周武王伐纣之前，周人有过诸多僭越之举，比如：姬昌晚年称王，与商王平起平坐；姬昌还攻打商朝铁杆崇国、黎国、邘国；武王伐纣前两年，与诸侯会兵孟津，准备攻打商朝，后来感觉时机未到而放弃，史称“孟津观兵”。但对于这些僭越之举，商朝从未采取军事行动，只是将姬昌囚禁，后来又放了。
商朝没有对周人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原因很多，其中可能有周人的战略欺骗、商王战略短视等，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东夷已经叛乱，让商朝不敢两线作战，只能稳一方、打击一方。
纣王上台没几年，商朝东部的东夷发动叛乱，而东部是商人金属、贝壳、海盐等战略物资的产地，且东夷距离商朝核心区较近，因此决定了纣王无法坐视不理。据甲骨文记载，商夷战争非常激烈，乃至纣王曾亲临战场，但一直到商朝灭亡时还没有彻底解决东夷问题。
可见，商朝的战略应该是先解决更近的东夷，然后再解决更远的周人问题，故而对周人采取战略忍让的态度，由此才会对周人僭越之举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也由此导致周人能够快速崛起。也就是说，因为先东后西的战略，纣王安抚、忍让周人，以为安抚住了，于是调集重兵镇压东夷，忽略了西方防线的建设，或者根本无暇分兵建设西部防线。
其次，周人的剪商战略，让西部诸侯与商朝离心
随着周人势力愈强，纣王越来越担心，于是就找了个理由将姬昌囚禁。但商夷战争如火如荼，纣王不敢杀掉姬昌逼反周人，因此一直囚而不杀。最终，可能是商夷战争出现重大变化，西部局势越来越不稳，于是纣王才无奈地释放姬昌，而不是《史记》中所说的美女财宝贿赂纣王而得以释放。
姬昌被释放是商周关系的重大转折，从此周人开始明目张胆地反商，而在这一过程中，商人却几乎无动于衷，导致商朝与盟友离心离德。
《周本纪》记载：“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黎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
所谓诸侯说“西伯盖受命之君”，其实就是姬昌称王，这是明目张胆的反商。随后，姬昌攻打黎国、邘国、灭掉崇国等商朝铁杆诸侯（见上图）。其中，黎国、邘国的东面就是朝歌，姬发后来又一次攻破黎国，之后特意打破了周国限酒禁令，在镐京王宫内举行盛大庆功宴。这里有一个问题：姬昌打败黎国、邘国之后，会不会或明或暗地控制他们？
姬昌最后攻打的崇国，位于西安附近，实力非常强劲，是夏人后裔所建，姬昌围攻了三个月都没攻下了崇都，后来采取垒土的办法攻克。
更为严峻的问题出现了，在姬昌攻打商朝铁杆诸侯时，商人并未出兵支援盟友。换言之，商朝不可能抛弃这些盟友，但它已经衰落，的确无力帮助盟友了。
在这种情况下，在武王伐纣时，黎国、邘国等商朝诸侯为了自身考虑，根本不可能出兵阻拦。
第三，周武王发动“闪电战”，让商纣王始料未及
根据《吕氏春秋》记载，周武王到达孟津一带时，遇到商臣胶鬲，随后急行军15天、大约500里路（孟津到鹤壁的高速距离，实际当时行军距离远超500里），在“甲子日”到达牧野，途中不顾风霜雨雪（当时处于冬季或初春）、恶劣的交通条件，乃至黑夜行军，整个过程非常艰难，最终还是以超出常理的速度到达牧野。
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上有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期，岁鼎，克昏夙有商”。《吕氏春秋》中说武王与胶鬲商量是“甲子日”抵达目的地，随后不顾一切地急行军，而利簋中说“甲子克商”，因此周武王到达牧野的时间，与牧野之战爆发的时间，相隔必然非常短暂。另外，根据铭文如今可以推断出周武王伐纣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早晨。
综上可见，周武王发动了一场“闪电战”，以超出常理的速度到达朝歌附近，让纣王始料未及，来不及层层阻击武王大军，只能将兵力聚在牧野。甚至，因为兵力不够，只能武装俘虏的东夷人。
第四，商朝将亡之时，涌现出了一大批“商奸”
史记记载，纣王杀掉比干、囚禁箕子之后，大师疵、少师彊抱着他们的乐器去投奔了周人，因此“大师疵、少师彊”肯定做了“商奸”。鲜为人知的是，至少还有两个重量级的“商奸”，即微子启、胶鬲。
胶鬲是商朝少师，深得纣王信任，被派到鲔水（孟津一带）监视周人动向。当胶鬲遇到周武王时，两人对话非常耐人寻味：胶鬲问“西伯要到什么地方去？”武王回答说“到殷地。”又问“什么时候到？”武王回答说“甲子日到殷城外。”于是胶鬲回朝复命。
随后，周武王对众人说：“胶鬲已经回去复命，如果我们不准时到达，胶鬲就会犯下欺君之罪；如果我们准时到达，才会救了胶鬲一命。”于是乎，古人盛赞周武王遵守信义，不愧是一代明君。
透过上述对话可见，胶鬲必是奸细，早已投靠了周人，他与武王约定的是“甲子日到殷城外”。结合牧野之战中纣王大军倒戈可知，胶鬲其实是帮助武王开路，并回去安排策反，为周武王做内应。
至于微子启，无疑是一个更大的奸细，原因在于他与纣王存在王位之争，史书上对他过于美化。毛泽东对他有过评价：“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里通外国。”
在超高级别“商奸”的帮助下，武王大军自然一路顺畅，即便存在一些反抗势力，也会被高级别“商奸”解决。
对于武王伐纣时一路畅通无阻直达牧野，儒家将之解读为周人“仁德”，将之定性为“仁德”战胜“不仁德”，故而民众箪食壶浆欢迎正义之师。但从当时情况来看，周人战胜商朝的过程，并没有儒家说得那么光鲜，似乎更谈不上光明正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