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新启动，“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工程的开展，二里头遗址经过六十年的不间断考古发掘，二里头遗址的历史身份与地位被不断提升，二里头考古遗址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俨然已经成为夏文化的代名词，时至今日，似乎二里头遗址已经实证为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在学界，谈夏文化必谈二里头文化，谈夏王朝必谈二里头遗址，已蔚然成风；中国百年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夏王朝的贡献，离开了二里头遗址以及二里头文化，亦然再无建树。
为了提升二里头遗址以及二里头文化的地位与价值，解决中华文明形成的根本问题，近年来考古学界围绕二里头遗址，先后创立了多种认知新模式：“关于中国文明形成过程，在近百年的探索中有过多种认知模式。仅20世纪后半叶以来，就有“中原中心说”（如夏鼐、安志敏等，盛行于1950～1970年代）、“满天星斗说”（苏秉琦，1970年代以来）、“中国相互作用圈说”（张光直，1980年代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说”或“多元一体说”（严文明，1980年代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说”（赵辉，2000年以来）、“新中原中心说”（张学海，2002年）等等”（许宏）。
历史真相只有一个，暂且不论这些认知新模式是否能反映中华文明起源的客观规律，仅仅这些五花八门新认知新模式之间的对立与矛盾，这些神仙打架式的新理论，就让中国的历史与考古学者晕头转向、如坠云雾、不知所云；更不要说以这些新理论为依据，促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夏文化研究工程的深入开展，并最终根本解决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问题。在此情况下，固有思维与固有观念，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阻碍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工作正常开展的紧箍咒与魔咒。这些考古地层器物类型区域学说，对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毫无益处，只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个人臆想，其区别仅是谁比阿Q画的更圆。
虽然二里头遗址经过六十多年的考古，倾中国考古的举国之力，发现了一些体现当时权力与财富象征的牙璋、绿松石龙形玉器、绿松石铜牌饰、青铜爵、铜铃等高等级器物，彰显了二里头遗址一定的考古学地位与历史价值。但是，因此二里头遗址被众多考古学家吹捧为 “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不免给人一种三人成虎的牵强与趋炎附会。事实上，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不能实证其“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甚至不能证实其与夏文化的必然联系。而且从出土器物来看，二里头遗址更趋近于夏王朝时期的一个附属方国；从历史记载来看，二里头遗址所属氏族部落更趋同于商汤势力集团下的一个跟班小弟，才使得二里头遗址能够保证延续考古学上二里头一、二、三、四期的稳定过度与发展。
二里头遗址虽然是徐旭生在踏查夏王朝的考古调查中所发现，但徐旭生本人根据二里头的陶器类型年代特征，将其定义为商代文化遗址。但因二里头遗址存续年代为公元前1750-1550年，横跨夏商王朝时期，因此，二里头遗址是属于夏王朝还是商王朝？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至今尚无定论。1978年在一次考古学术会议上，邹衡以其在考古领域的影响力，力排众议将二里头遗址考古学上的一、二、三、四期全部定义在夏王朝时期，二里头遗址也因此成为中国夏文化研究的标志考古遗址，左右着中国学术界夏文化研究的方向。即使邹衡早已作古，二里头遗址又经历了四十多年的考古研究，二里头遗址的夏商属性仍是未解之谜。以致一位考古学人在感叹对考古职业选择时感叹：“喜欢田野、喜欢考古学的人，不可能不对遗址背后的历史动心。先不管通过考古学得到的答案客观不客观，要通过考古学追寻遗址的历史，本身就是极为漫长的过程。二里头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六十年，才只发掘了这么小一部分，当年参加夏商论战的前辈已逐渐凋零，但夏到底是什么，我们得到答案了吗？人生又有几个六十年，可以等待一个问题的答案。不仅邹先生那代人等不到，很可能许宏老师这代人也等不到，我们这代人、你们这代人，能不能等到？如果倾尽一生时间，也等不到一个答案，能不能接受这份遗憾？”
在此历史背景下，即使考古界把夏文化研究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二里头遗址的考古研究上，特别是经过六十多年持续的二里头考古，尚无任何考古发现实物证据可以实证二里头遗址与夏王朝夏文化的唯一对应关联。所谓“二里头遗址为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不过是考古界在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领域毫无建树下一块的遮羞布。“学界的普遍共识”与中国古代成语“三人成虎”的故事，如出一辙。
牙璋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重要器物，也是定义二里头遗址在历史上重要性的一件标志性器物。中原地区发现的牙璋中，形制最为复杂、制作工艺水平最高的是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牙璋，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560—前1530年。这件二里头四期牙璋被学术界认为可能属夏王朝覆灭后商汤所作“夏社”时期的遗存，大概是夏王朝之后，夏人在旧都使用的一种仪仗用具。二里头遗址因此也被学界认为是夏王朝中晚期都城遗址。历史真的是这样吗？
牙璋是夏时期玉器中最为典型、最为独特的一种器类，是夏代、夏王朝、夏部族使用的一种特殊玉器，由夏人发明，时代特征十分鲜明，是探索夏史史迹最为重要的信物之一。中原地区的商王朝不制作牙璋，而是将牙璋改制为其他器物使用，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由牙璋改制的玉铲形器。中原地区牙璋可明确的埋藏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850—前476年之间。需要说明的是，在二里头文化之后的遗迹单位中出土的牙璋，都是二里头文化时期制作并且继续使用的，或是改制为其他器物后继续使用，属于遗玉的再利用。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北起长城、南至北部湾包括珠江三角洲与今越南北部、西抵陇中、东达黄海岸边这一广袤的区域内，先后有40多个地点发现了300多件牙璋。其中，四川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发现的数量最多，达到200多件。
牙璋被认为是夏人使用的一种仪仗用具。对此观点，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文献典籍中找到相关依据或踪影。《左传》中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大禹在淮河涂山凿山导淮，开凿荆涂二山之峡治水成功后，大禹承继了尧舜的天下帝位，而开启了夏王朝的历史。《竹书纪年》记载，在大禹五年“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今天，在涂山南麓淮河之滨的禹会村，考古发掘了禹会村国家考古遗址，证实了中国文献典籍记载的历史真实性——禹会诸侯于涂山。因此，探寻夏王朝，追寻夏文化，淮河涂山与禹会村考古遗址是研究夏文化的可靠历史文化依据，为我们研究夏王朝与夏文化确立了可靠地理标志，是夏文化研究不可回避的考古遗址。
在四千多年前，在交通与信息沟通不通畅的情况下，万国诸侯以何标志信物来表明参加大禹“涂山之会”的合法资格身份？表达其心诚悦服臣服于天子大禹的诚意？——执玉或帛！来自北方的诸侯携带制作精美的玉制品——牙璋，来自南方的诸侯携带精美的丝制品——帛。这便是“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完整历史信息。“禹会诸侯于涂山”，表明的大禹建立夏王朝的地理位置；“执玉帛者万国”，表明了夏王朝的广泛影响力，以及臣服于夏王朝的万国诸侯文化发展状况。不是谁想来参加“涂山之会”都可以来，需要有执玉或帛的方国氏族部落经济能力与发达程度。因此，玉制品牙璋，作为夏人使用的一种仪仗用具，代表的是夏王朝所属方国的身份标志；玉制品牙璋与丝制品帛，是夏王朝的臣服方国氏族部落进见夏王朝天子的身份标志。
虽然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出土的牙璋，是形制最为复杂、制作工艺水平最高的，但是，牙璋本身的身份属性表明，二里头遗址不过是夏王朝所属的方国部落。在牙璋出土遍及全国各地的情况下，二里头考古遗址，又有何资历可以号称为“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难不成夏朝晚期都城，如出土的牙璋一样，遍及全国各地？只有牙璋的地方诸侯氏族身份标志，才会出现牙璋遍及全国各地的考古现象！因为二里头遗址六公里外有商王朝的早期都城偃师商城，商汤势力是与众多氏族部落联合武力攻击夏桀而灭亡了夏王朝。而二里头遗址考古文化一、二、三、四期的稳定延续发展到商时期，表明二里头遗址在夏商之际，并没有受到任何军事攻击，呈现社会稳定发展状况。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遗址相距如此接近的情况下，表明二里头部落只不过是追随商汤势力的部落之一，使得二里头遗址在夏商之变中，能够保持稳定发展而不受朝代变迁的影响。
综上所述，二里头遗址六十多年的考古发现，不仅不能实证“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历史事实恰恰相反，二里头遗址的出土文物与六公里外的偃师商城考古发现，实证了二里头遗址的夏王朝属国方国属性。当今考古界以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为基础，从事的对夏文化的研究工作，是一种盲人摸象，三人成虎的错误方向！
